90后川妹子尹韵雅香港元股证券，
是一名艺术创作者，
4年前，她搬到成都郊外
一栋三层的小楼独居。
屋前的大树挡住了所有的风景，
她以树为篱，连窗帘也省去了。
家里养着四只猫，
自己做饭、跑步、放空、养植物，
还把土豆、洋葱栽进花盆，长大开花，
股票配资门户入口管它们叫“放生蔬菜”。
她每天步行去工作，
有大量的时间独处。
尹韵雅的很多作品与“贝壳”有关。
她拿大画幅相机给人们拍照，
用贝壳做底，
再把一张张陌生人的脸，
转印进贝壳的内壁。
她觉得人身上也有这层“既是保护也是枷锁的壳”。
尹韵雅从小按部就班地长大，
她说自己最幸运的是高中时发现了热爱的“摄影”，
从理科，转向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后又去英国求学。
毕业进入社会，她曾经历过一段切实的焦虑期，
外部会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应该”，
“你应该要吃早饭”，“应该要生小孩”……
她抵抗，磨合，
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生活的秩序。
今年4月，
一条在成都拜访了尹韵雅。
她说，“这是一个去’壳’的过程。
在抛开那些’应该’之后，
我觉得这种状态太舒服了。\"
这个房子在成都郊区，离市中心很远，当时选这，就是因为门口的这棵树。
它遮挡了窗外的景色，但它本身形成了别样的景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鸟。同时，它也给我庇护，所以我连窗帘都没有装，这棵树本身就是窗帘。
房子三层，大概200多平。第一层是客厅和餐厅，是我饮食起居的地方，也和朋友喝茶、聊天。
第二层，我把主卧敲开了，作一个开放的活动区，同时也是书房。第三层是一个小露台。
书房是我待得最久的地方，既是书房，也是健身房——看完书，旁边的壶铃拎起来就健一下身，脑力和体力的切换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家里有些长得很漂亮的植物，其实是我之前买的蔬菜——我把这叫作\"放生\"蔬菜。
比如这一棵它是一株土豆，出差几天回来，发现它们都发芽了，不能吃了，又看到它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顺势就把它们埋进花盆，过一段时间，它们就真的生下了根，长成一个植物的完整形态，开出了花。
我家里养了四只猫，第一只叫乌玛，是我在猫舍买的豹猫。买了这只猫之后，就不断地可以捡到猫。
第二只叫迪迪，是我在汽车修理店捡到的，它非常聪明，我跟它说晚安，它会回我晚安。一只黑色的叫黑熊，是网上领养的，被捡到时已经瘦得皮包骨、没有毛了，后来竟长出那么漂亮的黑毛。还有一只橘猫，是朋友搬去外地留下的。
养了猫之后，我觉得爱真的可以是无条件的。爱也指向分离，我曾经收养了一只小燕子，成年之后，在很难过的情况下依旧把它放归自然了。但是把这种爱投射到人身上，需要更大的能量。
其实刚搬过来的时候，这周围什么都没有，连外卖都点不到，但我在里面获得了一种很强的平静感。
慢慢形成一个很规律的状态：早上起来先处理一下工作的信息，然后打理花草、喂猫，做个早午饭，然后去工作室，一直待到晚上。再跑步或健身，自己做个简单的晚饭。
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做饭，虽然菜谱很简单，比如豆腐、黄瓜，但我很在意食物之间的搭配。我觉得做饭跟做艺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做艺术是用不同的思辨和材料去构建某一种状态，做饭也是，用不同的食材去呈现某一种味觉，其实都是一种自由创造以被感知体验的过程。
我独处的时间比较多，也会放空。我们总觉得每天得做点什么，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但偶尔什么都不做，全然感受自己作为一个人存在着，这种感受也很有意思。
我出生在四川泸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90后独生子女：小学、初中、高中，去北京上大学，按部就班。
我其实是个理科生，物理拿过市级比赛的奖，也是数学课代表，本来以为会走一条很理性的路。但我很庆幸，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高中我认识了摄影，发现它可以让我在一个瞬间就释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于是我一边艺考一边准备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无知者无畏，只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一名艺术创作者。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变迁——在童年时期经历了了人口大规模流动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在青春期又进一步经历全球化与互联网革命。后来又去北京，去英国，看到世界的不同切面。
小时候随父母回乡下，在农村会看到一些生活非常不容易的留守老人。伦敦艺术大学毕业后，我被选中去一位瑞士收藏家的地方做驻地艺术，又见到了某种非常优渥的生活，世界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差距非常之大，我算是在成长中见到了两种极端。这对我世界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各种差异之间，有困惑，也有成长。
真正的焦虑，从硕士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开始。那段时间，外部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应该吃早饭，不然对胆囊不好”，“你这个年纪应该生小孩，应该稳定下来”……都是“应该怎么样”。
每天因为各种事烦心，你自己的节奏，和那个所谓的\"应该\"产生了偏差，光是磨合和抵抗，就已经让我非常消耗了。
我有几件作品，都和这种状态有关。这幅《适应》创作于2022年，我邀请了不同职业、身高体型差异很大的朋友，在同一个框架下，用身体完成不同程度的变形，来适应一个同样的标准。
长辈总是跟我说“你应该要适应这个时代”。我后来觉得，适应，它也是一种生命力。所以拍这张照片，我既不批判也不鼓励什么，只是呈现一个状态：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应某些标准。
回到早餐这件事，后来我真的去查资料，原来早餐也不是一定要吃，但中午就得吃一些油脂丰富、需要消化的食物，这样胆汁就会顺利倾倒出去，不会集结在胆囊里。我就发现：有些“应该”只是一种声音而已，不用全部听进去。
不论是适度地适应，还是抛开那些“应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去壳的过程：把那些因为内在不够强大而外化出来的保护壳慢慢打磨掉，转化为内在的骨骼。这个过程很痛苦，可也产生了作用。
我的工作室离家不远，走一会儿就到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贝壳，在海边捡的，在贝展上找的，也有从网上订购的，我做了不少有关贝壳的作品。
我对“壳”的感受很小就有了。小时候我会去踩碎蜗牛的壳，我知道那个所谓保护壳很脆，好像踩碎它，就是自己拥有某种力量的证明（我后来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请勿模仿）。
长大后我发现很多人身上也有那个壳——它是因为内在的缺失而外化出来的防御机制，在自己身上很沉重，在别人眼里又一击就碎。
后来我做过一件叫《庇护所》的作品，在地上铺满贝壳，邀请观众去把它们踩碎，用触觉去感受这些保护壳的脆弱，以及它们破碎之后的锋利。
后来我偶然接触到白蝶贝，最大的直径有30多厘米，它的珠光面非常干净、光洁。拿到它的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它完全可以作影像的载体。
我开始拍摄一些人物，再按我对他们的理解把这些照片转印到贝壳上。
我用的方法叫做移膜，用8×10尺寸的宝丽来相纸做底。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宝丽来是纯化学显影，很不稳定，贝壳又是一个边缘锋利、不规则的载体，稍微一个角度没对好，膜就破了，真的失败过很多次。
人物的选择比较随机。有一次送外卖的是一个新疆小哥，长相和我们很不一样，状态里有一点点拘谨。他可能刚到成都，也就20岁左右。我就和他约了一个时间，请他来工作室拍了一张。
我更多是以他们为镜，去反映自己的某种状态，一种看似卸下防御、更直面自己、更温和的状态。
我收集的贝壳里，有一种是藤壶，它身上有一种很惨烈的情景——它用自由去交换了安全感。
藤壶的幼体是一种浮游生物，能在水里游来游去，但一到性成熟，它就要找一个地方，分泌出已知生物界最强的胶，把自己永远地固定起来。它的壳是它安全感的载体，同时也是禁锢它自由的枷锁。
对我而言，家当然也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至少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非常自在地做自己、面对自己，生活在我自己的秩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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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时期，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完全走出了，我觉得焦虑它多多少少会贯穿我们的一生。前几天我在做一件作品，取名叫《爱你的孤独，并承受它的重量》，它出自里尔克的一句诗，我非常喜欢，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对我来说，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多内在的注意力，都可以放到创作上。但做艺术也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未来不见得看得多清楚，但我至少在这条路上走着。
而这条路，我或许可以自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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